大浪淘沙----从党的一大代表的最后归宿角度
深刻理解“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法宝”

　　1921年7月23至30日，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13人，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聚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8月3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一条画舫上举行。李汉俊、马林、尼柯尔斯基、陈公博未出席。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和组织形式，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共一大的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回望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的人生旅程及最后归宿，让我们百感交集，深感“党的建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

　　一、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归宿

　　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按照对信仰的坚定程度、对革命的贡献及人生道路归宿的不同，分为革命领袖、革命烈士、进步人士、投机分子、叛徒汉奸五大类：

　　（一）革命领袖：信仰坚定，领导革命，成就革命

　　毛泽东（1893—1976），湖南小组代表，在党55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董必武（1885—1975），湖北小组代表，在党54年。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革命烈士：信仰坚定，英勇就义，献身革命

　　陈潭秋（1896—1943），湖北小组代表，在党22年。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1926年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等职。1934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何叔衡（1875—1935），湖南小组代表，在党14年。1931年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水口的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邓恩铭（1900—1931），山东小组代表，在党10年。1926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

　　王尽美（1898—1925），山东小组代表，在党4年。1923年负责山东省委工作，积劳成疾，1925年在青岛病逝。

　　（三）进步人士：忠于信仰，个性脱党，依然革命

　　李达（1890—1966），上海小组代表，在党18年。在中共二大上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争论冲突，遂脱离中国共产党。脱党后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49年底经中共中央特许再次入党，建国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贡献。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李汉俊（1890—1927），上海小组代表，在共产党3年、国民党2年。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2年因与陈独秀的意见不一离开上海到武汉执教，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将其除名。192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但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中共党员。1927年12月在武汉被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遭杀害。

　　（四）投机分子：信仰偏差，迷途知返，参与革命

　　刘仁静（1902—1987），北京小组代表，在共产党8年、国民党10年。因李大钊等老党员没空参加，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之一与张国焘一起出席一大。1923年任团中央书记。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被苏共开除）的派别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被中共开除出党。1939年投靠了国民党。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刘少奇的教育下痛改前非重新做人，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86年任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因车祸去世。

　　包恵僧（1894—1979）,陈独秀特派代表，在共产党6年、国民党25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继续在国民党任职，1948年举家迁往澳门。1949年11月回到北京，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于北京。

　　（五）叛徒汉奸：背弃信仰，叛变投敌，迫害革命

　　张国焘（1897—1979），北京小组代表，在共产党17年、国民党41年。1920年10月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书记，此后历任中共党和红军高级职务。1935年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率部南下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开除党籍，不久便投靠国民党，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1948年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去世。

　　周佛海（1897—1948），广东小组代表，在共产党3年、国民党24年。1917年赴日本学习，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并被选举为副总书记。1922年3月，考入东京京都帝国大学，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9月正式脱离中共，并加入国民党，走向了反共的道路。1938年9月，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先被判处死刑，后被蒋介石特赦减刑，1948年死于监狱。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小组代表，在共产党2年、国民党21年。1921年3月与陈独秀等组建了共产党广州支部。作为一大代表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加入国民党。1927年伙同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攻政变。1940年起追随汪精卫成为汉奸，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被执行枪决。

　　二、党的建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宝

　　从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人生历程和最后归宿来看，又可以分为三大类：

　　革命的引领者：2名革命领袖和4名革命烈士，他们毕生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限的坚定，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的忠诚，英勇献身革命、成就革命，对中国革命做出伟大的贡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但他们只有6人，占总一大代表人数13人的46%,不到一半。

　　革命的对象：3名叛徒汉奸，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还背弃理想信仰，叛变投敌，迫害革命，成为人民的公敌；2名投机分子，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存在较大偏差，还一度背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直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新中国成立才醒悟过来，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重新参与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类人共5人，约占总一大代表人数的40%。

　　革命的参与者：2名进步人士，他们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但组织观念、大局意识不强，因与个人的不和或观念的不同便个性脱党，虽然脱党后依然坚持革命，但不具备发动、组织、领导全国广大工农阶级奋勇革命、夺取革命胜利的素质和能力。

　　这13名一大代表，是各地选派出来的优秀代表，坚定的革命者还不到一半。这样一支党的队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吗?回答是否定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伟大胜利，必须将我们的党改造成为一支理想信念坚定、忠诚担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洁奉公的革命队伍。这支队伍的锻造，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党的峥嵘岁月和历史进程，无数次的党的建设，改造了党的队伍，挽救了党的革命。

　　八七会议和三湾改编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恢复、组建了党的各级组织和秘密机关；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古田会议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对军队的思想武装。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中农民占总人数的76.6%、知识分子占6.9%、工人占10.9%、士兵占0.8%、其他成分占4.8%。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政治上强调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问题。

　　遵义会议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延安整风运动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开展了整顿学风、文风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三、党的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宝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适时调整与新建了各级党组织，到1949年底，有6个中央局、4个中央分局、24个省委和17个区委、134个市委、218个地委、2142个县委、15494个区委、20万个支部。中共中央还分别作出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还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党和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又一里程碑。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长期受“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的出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专题教育的持续开展，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新的高度。

　　从中共一大到建党百年，站在党的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起点上，我们党肩负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就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